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城市社會治理創新給出了明確方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現就北京、上海、深圳三個超大城市社會治理作為案例進行分析。

一、北京的行政統合與財政依賴

北京近年來積極推進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在規則體系上，完善了“新農保”等社會保障制度，出臺了“九養政策”等養老福利政策；在組織機構上加強了“樞紐型”社會組織建設；在運行機制上打造社會治理的新模式。顯然，北京市的治理創新具有行政主導的特征，對政府資源具有較強的依賴性，需要強大的財政支持。

北京行政主導能力的增強帶來社會總體穩定和幸福感的增強。然而，也必須注意到，北京社會治理創新是依托其雄厚的財源基礎而得以成功的。僅以社會建設專項為例，雖然相比其他財政支出而言，其財政投入比重不高，然其投入卻逐年加大，亦非普通城市所可能效仿。2009年以來，北京市每年社會建設專項資金2.5億元，其中1億元左右用于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項目和管理崗位，2010-2015年北京市社會建設專項資金投入4.011億元，購買服務項目2732個，2016年社會建設專項資金擬投入6770余萬元，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項目491個，2019年度北京市社會建設和民政事業資金收入總計180.07億元，其中財政撥款收入122.03億元。然而，調查發現，很多情況是建設資金并未得到有效利用，社會治理創新未能有效激發社區民眾的自治活力。例如，每個社區居委會都能獲得一筆約25萬的社區建設資金，但大多數居民社區并不知道這筆資金的存在以及如何申請，社區建設資金難以有效使用，實際上社區建設“空轉”狀態不容忽視。

二、上海的政社合作與雙重“財政依賴”

上海保持了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傳統的居委會等群眾組織得以保留，且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中發揮了兜底保障的功能，并扮演了加強社會治理、維護社會穩定的職能。但隨著代際更替，上海的部分群眾組織正在被更加專業化的社會組織所替代。一方面，上海市將街道整合成為多個大類的專門化的社區服務中心，并鼓勵社區服務中心與基層社區社會組織、公益類社會組織對接，同時縮小原有社區居委會的管理幅度。另一方面，在上海市政府的持續努力下，基層社區在街道的指引下搭建了社區共治平臺，將各社會組織與民眾納入其中，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服務外包等形式為民眾提供了更加優質的公共服務，政社合作格局初步形成。

需要指出，政府在推進社會治理重心下移、創新社區服務的過程中也對財源保障機制提出了新要求，上海社會治理創新需要持續的財政資金投入。上海市增加了大量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建設，通過引入社會組織促進社區居民參與，一方面創新了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推進了社區自治建設，適應了基層治理結構的轉變，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社會治理的運營經費，包括購買公共服務的費用、社會組織運轉經費和人力成本等。在上海市基層社區的治理創新過程中，實際財政支出增加了近1.5倍。此外，社會組織的資源供給結構相對單一，對政府的資源依賴使得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治理創新的過程中往往被塑造為基層政府的幫手，承擔了政府轉移的部分公共服務職能，卻極少自主開發供給潛在的社會需求和服務。最后，上海社會治理創新的評估往往由第三方評估機構進行，通過問卷、訪談和打分的方式進行，但這本質上沒有讓大多數居民參與進來，容易出現操作形式化的問題。上海的“政社合作”模式雖然依托強大的財源基礎，但實際上導致了基層政府規模擴大，治理結構“疊床架屋”，財政成本不斷增加，即治理效能的“性價比”并不高。

三、深圳的多元共治與“社會”自我調節

早在2005年，深圳市就開始推動社區工作站建設，2011年深圳市建設了一批社區服務中心，到2016年已經實現了“社區中心”全覆蓋，在改革放權的基礎上建立了若干樞紐型組織或平臺，各服務中心發揮著樞紐平臺的資源整合功能。社區工作站和社區服務中心的建設使得社區的行政事務與居民自治事務分離，居民直選產生社區決議會，由居民決議會對社區建設資金的使用進行監督管理，社區決議會對社區重大事項按羅伯特議事規則進行表決。行政事務與自治事務的分離使得社區居民能夠決定社區內部事務，真正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提高了社區居民的參與度，也提升了社區自治的運行效率。

在資金支持上，深圳市政府也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探索建立多渠道融資機制。早期，深圳的社會組織誕生于臺資企業、港資企業。隨后，深圳向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學習社會治理創新經驗，大力推進服務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創新。2013年，深圳市出現了第一家名為“社區基金會”的基金會，社區基金會以非公募的方式在社區內籌措資金，理事會成員由主要捐贈人和居民代表組成，以項目化的方式開展服務，提供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這一方式撬動了社會資金參與社會治理，為社會治理創新提供了新的資金渠道。這一模式下，政府通過改革賦權、搭建樞紐型平臺和政策資金為社會治理創新提供資源支持，社會力量也得以在政府的引導下參與社會治理創新。深圳的改革探索得到了中央認可和鼓勵。

四、啟示

相比之下，北京作為政治中心，行政干預能力更強，治理創新對政府資源依賴程度高；上海作為經濟中心，市場發育較為充分，財政基礎雄厚，政府資源與市場資源都較為豐富，上海需要滿足要求更高的民眾需要，因而逐漸摸索出一種“政社合作模式”；深圳作為移民城市，治理創新更加具有社會自主性，市場活力大，深圳社會治理創新模式實現了政治穩定兼具社會活力的雙重目標。

盡管這三個城市均為財政資源雄厚地區，均實現了政治穩定和“黨建引領”，但由于城市治理目標和定位的差異，其創新模式又具有較大差異，其社會治理創新的各自邏輯與模式比較，可以為我們理解和探索今后社會治理創新模式具有很大的啟發和價值。

新發展階段城市社會治理的持續創新，需要重視以下兩個關鍵問題：首先，財源問題是治理創新能否持續推進和維持的關鍵問題。社會治理創新離不開資源尤其是資金支持。當前經濟發展將由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財政收支壓力增大，要充分利用好財政資源，撬動社會資金參與，從而改變治理創新對財政資源的高度依賴。其次，更多突出“社會自我調節”和“社區自治”。要提高社區自治能力，就要建立健全社區自治機制，拓寬多元參與渠道，減少行政色彩，避免形式化的治理創新。引導社區居民和團體廣泛參與公共事務，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群眾團體的積極作用。（來源：網絡公開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