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建霞 徐鳳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綜觀我國上下五千多年延綿不斷的文明發展歷史，一脈相襲的禮制文化傳統，成為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深層根基，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山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禮制文明的重要源頭，山東地區的考古發現對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理解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有著數千年禮制傳統，素有“禮儀之邦”的美譽。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在國家產生與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演進，禮不斷成熟完善，其內涵也不斷延伸和豐富，廣泛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成為涵蓋國家、社會和個人的文明秩序體系。中華禮制文明源遠流長。禮伴隨著中國文明的起源而出現，萌芽于原始社會的祭祀活動。考古發掘證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開始相繼進入初期文明階段，禮也開始孕育萌生。龍山時期，隨著從村落、聚落到復雜的邦國、邦國聯合體等政治實體的演進，原始禮儀也越來越復雜而逐漸政治化、制度化，在一些社會復雜化程度較高的邦國內禮制已經形成。二里頭文化時期，禮制發展更加完備，作為一種社會準則和行為規范，禮制自此成為中國早期文明社會秩序的主要支柱。自周公制禮作樂，中國步入禮樂文明新階段，逐漸形成一套系統完備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隨著時代發展，“禮”的形式和內容雖有變化，但其內在精神則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積淀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以山東為中心的海岱地區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格局中的重要區域，史前文化自成譜系，賡續有序，其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演進軌跡清晰，在物質、精神和社會關系形態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禮制，是中華禮制文明的重要源頭。山東地區史前禮制形成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龍山文化時期，主要體現在喪葬制度、祭祀制度、禮器制度等方面。
　　喪葬制度是中國古代禮制的重要內容，是后代禮制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汶口文化時期，社會分化日益明顯，其墓葬規模、棺槨葬具的形制、隨葬品優劣多寡等表現出明顯的等級化、規范化特征。在泰安大汶口、鄒城野店、章丘焦家、滕州崗上等遺址的墓葬中均可見木質棺槨。焦家遺址的大墓用重槨一棺或一槨一棺，中型墓多為一木棺，小墓多無葬具。至龍山時代，棺槨的使用更為普遍。無論是在日照兩城鎮、日照堯王城這樣的大型聚落，還是在臨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等中小型聚落，其大中型墓中均可見木質棺槨，隨葬品的使用呈現出明顯的等級差異。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等級分化嚴重，墓葬與社會分層緊密結合，也反映出喪葬禮儀的復雜化與初步制度化。
　　祭祀制度是禮制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海岱地區發現的大量史前祭祀遺址，反映出早期社會祭祀制度的形成。章丘焦家遺址有20多座祭祀坑，都集中分布在大型墓葬區域附近，部分祭祀坑內祭品分層堆積。到了龍山時期，祭祀現象更為多樣，祭祀內涵更為豐富。景陽岡城、田旺城址等史前遺址中都發現有大型祭祀區。部族貴族通過祭祀活動掌握氏族公共權力，為王權渲染神權色彩，進而強化王權，并在聚落內部形成一整套的祭祀制度。
　　禮器是禮制的物化載體，古人云“器以藏禮”“器以載禮”。山東地區史前文化的禮器以制作精良的高規格陶器和玉器為主，陶器主要包括鼎、甗、鬹、盉、馬力高足杯等食器酒器，形制多樣，以黑陶和白陶最具特色，玉器主要是玉鉞、多孔玉刀、牙璧、玉冠飾等。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龍山文化時期的墓葬情況看，食器、酒器、樂器等組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宴飲組合，與成組玉器等一并構成較為完備的禮器制度。這種基本穩定和普遍的組合，充分說明當時禮器使用的初步程式化和制度化，對中華早期禮器制度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總之，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私有制的發展，在大汶口時代中晚期的山東地區，貧富差距出現，聚落開始分化，社會開始分層，在少數大型中心聚落中開始出現高等級大墓，已出現用棺槨、用犧牲及禮器等現象，禮制開始逐漸萌生。直到龍山時代，社會生產力、私有制進一步發展，貧富分化更加嚴重，社會等級更為嚴格，社會進入了早期國家階段，一些都邑性聚落遺址出現了大型高臺宮殿建筑、大型祭祀區、高等級貴族大墓。同時，諸多大中型聚落的喪葬、祭祀活動形成規制并不斷完備，且出現了較穩定的禮器組合和較嚴格的使用制度。這些現象充分說明山東地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到龍山文化時期，社會復雜化程度逐漸加深，禮制逐漸形成。在史前晚期，東方的禮制不斷由黃河下游匯聚到中原地區，并成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商周時期喪葬禮制中的棺槨制度，主要是吸納了山東地區史前棺槨制度的傳統。三代時期對天地祖先的祭祀以及禮樂器用制度，與史前山東地區的禮制都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反映出山東地區史前禮制是三代禮制內涵極為重要的源頭，對中華文明的形成有著重要的貢獻。

　　禮制構筑起中華文明連續性的深層根基。《論語·為政》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夏商周三代的禮制經過發展演進，至于西周達到了較高的禮制水平。此后的中國古代社會，雖然朝代有更迭，但禮制結構具有高度的穩定性，禮儀制度具有高度延續性。禮制文化蘊含天下一家、同源共祖等歷史認同觀念，推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斷鞏固和發展，中華文明得以一脈相承、連續不斷。“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我們自信的底氣。”禮制傳統正是構成中華文明突出連續性的重要內在動因。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賡續歷史文脈，就要在正確認識禮制文明的基礎上，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作者單位：濟南社科院歷史文化研究所）

來源：2024-11-05 大眾日報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