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秩序正處于加速變動期。研究影響當前國際秩序的主要因素——資本主義矛盾、科技進步、大國關系、公共產品，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國際形勢的發展脈絡，預測未來國際秩序的走向。為了預防國際秩序變動產生的風險，需要我們系統掌握國際社會可能會遇到的四大“陷阱”。如何跨越這些“陷阱”，考驗著各國領導人和政治精英的智慧。

特朗普的再次當選，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美國選民對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政經體制心存不滿，致使“塔西佗陷阱”（對政府抱有固有的負面評價）的連鎖效應開始發酵——選民對拜登等建制派總統持否認態度，而把希望寄托于以反建制形象出現的特朗普，認為他能夠打破傳統體制的束縛。實際上，特朗普并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革命者，而是在延續、修正乃至幻想復興新自由主義的傳統。如果單純從一個執政期來理解特朗普2.0的諸多做法，往往是摸不清頭腦的。當拉長時間軸，對照特朗普1.0的諸多舉措及美國當代政經體制的歷史演變軌跡，則很容易理解特朗普2.0進行的“自我校準”——試圖修復第一個任期所未能克服的新自由主義內生矛盾。正如《美國變局：從里根到特朗普的經濟政策》一書所指出，“他（特朗普）延續和深化了從里根到奧巴馬一脈相承的具有新自由主義特色的發展趨勢——私有化、壓縮工資、持續兜售對企業減稅，以實現刺激投資、提升就業的神話。”

特朗普聲稱要縮減軍費支出的做法，源于他想克服里根時代延續至今的新自由主義內生矛盾，亦即美國政府無法在不斷增加的國防戰爭支出、對企業和投資者減稅與消減社會支出之間實現有機平衡。面對無法克服的深層次矛盾，政府過去只能通過“雙赤字”方案予以解決，借助債務彌補不斷上漲的國防支出和減稅導致的赤字。而特朗普更具“線性思維”，他嘗試直接從需求端下手，通過裁減軍費支出，并要求盟友國家增加國防開支來抑制國防支出的增加。此外，身處新任期的特朗普還試圖采取更加激進的手段對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再組合”，盡可能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步調。然而，歷史上的“再組合”往往伴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2008年金融危機不僅重創了美國經濟，也沖擊了世界經濟的穩定。因此，如何在全球層面通過有效的宏觀經濟協調抑制此類溢出性風險愈加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命題。非常不幸的是，美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這或導致新自由主義的內生矛盾溢出至全球范圍，給各經濟體帶來重創。

“馬爾薩斯陷阱”由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指幾何級增長的人口和算數級增長的生存資料之間存在難以克服的矛盾。在沒有技術進步或其他外力作用的情況下，不斷增長的人口會超過資源的承載能力，引發饑荒、戰爭和疾病等災難，從而導致人口銳減至資源能夠承載的水平。然而，我們當下談的“新馬爾薩斯陷阱”指的是在技術進步等外力影響下，世界各國所需要應對的新問題和新挑戰。隨著科技的進步，大量人口將因“高智能替代”而面臨失業或重新就業的窘境。比如，那些需求下降崗位的工人面臨失業風險，有待再教育；需要升級技能崗位的工人雖能繼續就業，也將面臨工資下降的困境。

本輪人工智能（AI）革命正在實現腦力和體力勞動的規?；娲?，信息咨詢業、工業制造業等新舊業態均逐漸受到“高智能替代”的影響。麥肯錫咨詢公司在相關研究報告中指出，到2030年，全球約有15%～30%的現有工作崗位可能因AI革命而被替代。展望未來，AI革命或將重塑世界各國勞動力市場，而適應不了這一變革的人群將可能陷入所謂的“新馬爾薩斯陷阱”。其中，全球南方國家的勞動者或因南北方國家間再度迅速拉大的數字鴻溝，更易墜入AI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新馬爾薩斯陷阱”。此外，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AI替代。據國際勞工組織推算，全球可能受到AI影響的女性和男性勞動者分別為4800萬人和2700萬人。然而，工作被AI取代并不必然意味著失業，因為新的就業崗位將被創造出來，不過這將對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帶來共同挑戰。如何通過教育及時提升各類人群的工作技能，進而適應AI時代的挑戰；如何通過合理的財富二次分配，預警或緩解就業市場變動可能帶來的社會動蕩風險；如何通過全球科技治理來規范科技進步、新業態發展及塑造科技倫理，統籌發展與安全，協調進步與穩定，是各國政府即將面對的新問題。

“修昔底德陷阱”由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艾利森通過分析歷史上的霸權更替案例，發現守成國和崛起國多以戰爭收場，以此來隱喻中美關系。這一概念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分析。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受制于農業文明物質資源的有限，雅典和斯巴達圍繞土地、人口等核心資源存在零和博弈，由于在制度層面沒有第三方進行調停，兩者不能及時有效地管控沖突，導致了戰爭的爆發。時至今日，規避“修昔底德陷阱”仍是國際關系學界和政策界重點關心的理論命題。然而，簡單延續傳統權勢轉移理論來判斷“中美必有一戰”并不恰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貿易依存度持續提升為全球經濟增長創造了重要條件，聯合國等超國家機制在管控沖突、維持秩序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此外，多個核大國形成的核威懾穩定體系（通過上萬枚核彈頭構建的戰略平衡），大大抬高了爆發沖突的成本，抑制了大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然而，近年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對中美關系帶來一系列的沖擊，致使有助于維持既成秩序穩定的各種條件有所松動，中美關系必然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調再度升高。事實上，歷史的車輪將走向何處，取決于中美兩國的戰略選擇?！叭绻麅蓢龌锇?、做朋友，求同存異、彼此成就，中美關系就能夠得到長足發展。如果把對方當對手、當敵人，惡性競爭、互相傷害，中美關系就會遭遇波折甚至倒退?！睂τ谥忻乐g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也提出了自己最新的觀點。他認為，接受中美之間激烈競爭不可避免、持續坦誠的小范圍溝通以及密切合作（特別是事關國家生存所需的合作），是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可行的戰略框架。結合艾莉森的新舊論斷，尤其是在時代背景和條件轉變的情況下，中美兩國亟須克服零和思維，塑造良性競合關系，建立新的共識與規則，及時有效地管控風險。

“金德爾伯格陷阱”是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的論斷。奈結合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對1929年大蕭條的研究，認為國際體系缺乏領導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必將導致全球治理失靈。近年來，隨著實力的相對下降，美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愿雙雙下降。這一現實再度引發人們對“金德爾伯格陷阱”的聯想。特朗普政府強勢奉行“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巴黎協定》等多項國際多邊協議，減少國際援助，客觀上削減了全球公共產品的總供給，擴大了全球“公共產品赤字”。

然而，盡管美國減少了對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對全球治理帶來了重大挑戰，但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中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歐洲維護和引領多邊主義的姿態有所顯現，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積極參與到國際事務當中，都為創造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秩序、避免出現“金德爾伯格陷阱”提供了必要的規則約束和制度環境。美國暫停執行包括《反海外腐敗法》在內的一系列條約，間接地擴大了歐洲法規的國際影響力。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不僅為國際社會創造了大量的公共產品，也為世界的和平發展與穩定作出積極貢獻。面臨重大的全球性問題與挑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大國，皆擔負著參與全球治理的天然責任。因此，霸權國的缺失并不必然導致全球治理的失靈。

未來國際社會所面臨的上述四個“陷阱”兼具客觀誘因和主觀誘因。對主要大國而言，正視歷史，理性決策，交流對話，重視合作，才能成功跨越這些“陷阱”，維持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確保自身的長治久安。其中，積極訴諸全球治理合作，已然成為國際社會跨越四大“陷阱”的破題之道。具體的合作路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借助二十國集團等治理平臺加強全球宏觀經濟協調，有效應對新自由主義內生矛盾的外溢風險；二是將科技倫理納入全球科技治理與合作的考慮范疇，助力各國應對就業不足和消費萎縮，以及各類非傳統安全風險；三是積極參與各議題領域內的全球治理，創造彌合分歧的場景，提供塑造大國共識的對話與合作的由頭；四是警惕全球治理領導權缺位和“公共產品赤字”加劇的現象，呼吁各方積極參與全球公共產品融資。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員）